【内容提要】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厘清中共武装抗战历史功绩，仅从传统党史视角叙述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从军事历史多个视角来进行叙述，主要视角有: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新认识；从国际视角看待中共敌后战场；中共抗战牺牲将领数与国民党军之比较；瓦解日军、教育感化日军的成果；中共武装作战规模特别是抗战后期攻势作战战绩；中共武装在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紧密团结配合等。总的来说，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角来研究抗战的历史，这样才能有利于充分发挥抗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关键词】抗战史 敌后战场历史功绩 多视角

当前由于传统史书叙述的简单化，以及抗战神剧的泛滥， 误导了人们对敌后游击战的力量的认知，似乎敌后游击战就是像抗战神剧中那样小打小闹，就等同于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其实不然，抗战期间，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7 月30 日关于抗战史的讲话中指出，要“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要解决人们在认识上的这些误区，有必要从军事历史的多个视角，深入挖掘抗日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细节， 从而加深对敌后战场抗战功绩的认识。

从抗战理论视角看:抗日游击战争不等于低水平的游击战

众所周知，《论持久战》一文从战略理论上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采取广泛的游击战争，但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解，人们往往只停留于防御、相持、反攻的“三段论”，以及战争的正义性、持久性上，还有抗日游击战争本质到底是什么，传统历史书讲得很少。这样的结果，不仅不利于敌后战场抗战功绩的认识，相反容易助长所谓“游而不击”的历史虚无主义。

要弄清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是什么、要怎么打，就有必要进一步从毛泽东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朱德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我军将帅一系列军事论文中寻找答案。

在毛泽东那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阐述并不限于《论持久战》一文。仅仅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他就独树一帜地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以及敌小我大、敌强我弱的等特殊性，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争取最后胜利的必由途径”。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朱德那里，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一个创新的经济战理论，朱德提出抗日游击战争除了是政治仗外，还是场典型的经济仗，“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的作战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这对于经济资源匮乏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经济战对其长期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目的“是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战争期间则“更利用夺取我们的粮食、武器、军用品来加强他们自己和削弱我们”。而抗日游击战争，正可以阻止日寇掠夺我国资源，同时消耗日军的战争资源。

“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 

抗战中敌后成千上万次游击战发挥的效用正如这种滴水穿石、蚂蚁朽楼一般，特别是其中的百团大战，更是场登峰造极的模范游击战、经济战，一战就取得不俗的战绩，除毙伤日军2 万余人、伪军5000 余人，俘日军280 余人外，破坏铁路、公路1900 余公里。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则称:“井陉煤矿等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遭受共军百团大战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东条英机，在日本参（贵）众两院报告时说:“昭和十五年（民国二十九年）重庆方面敌人抗战的特色是作战非常消极，一直到现在，没有作主动进攻。只有‘共匪’去年八月在华北地区向我展开大规模的攻击。”一般来说，国军在抗日战争进入低迷时期，对‘共军’有此次主动攻击，是表示欢迎的，除蒋委员长嘉奖电报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有贺电:“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

台湾当局官方一直不愿承认中共武装在敌后抗战的历史功绩，但在严肃的历史学者那里却是自有公论，如刘凤翰在《论百战大战》一文中也承认:“撇开共军的动机与目的不谈，纯在抗战低迷时期，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战与运动战，又断断续续打了三个半月之久，使华北近36万日军紧张防备，且抽出部分日军反击扫荡，在整个战局方面有牵制日军兵力之效，应予肯定的评价。”

从国际视角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功绩受到欧美军事专家好评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致蜚声中外，受到了不少军事行家的好评。抗战期间，到过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有英国人贝特兰、林克白、班威廉，加拿大人白求恩、帕森斯、琼·尤恩，德国人王安娜、米勒，美国人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马海德、卡尔逊等，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波兰记者汉斯·希伯，日本的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以及韩国义勇军代表武亭、郑律成，越南人洪水等。他们通过自己在八路军中的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了中共抗日武装的成就，其中不少人甚至参加到了八路军中。加大研究和宣传他们的亲历见证文章和观感，对展示敌后战场的历史功绩很具说服力。

抗战初期，美国《民族周刊》登载过一篇题为《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史德华写道:“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越延长，游击战术越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 

抗战后期，延安突然迎来了一批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军使者，他们被称为“迪克西使团”，亦即“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观察组的到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向美国揭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不可思议的抗战力量与成就。

观察组考察359 旅的战术训练和战术演习，参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还派出小组前往各作战地区。布鲁克·多兰还深入晋察冀边区到冀中平原考察地道战。观察组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批军事、政治报告。仅谢伟思一人就写了77 份政治报告。

谢伟思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关于控制了华北、华中敌后农村这种说法从实质上说是正确的。”“我们以前把这片领土视作‘日本占领区’的观念应当加以修正。日本人只占领了很狭窄的地区，其余地方是为我方力量所控制的。”

包瑞德报告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戴维斯在报告中说:“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领导下的若干部分，并且也可能保持华北华南的新地区。”

而多兰亲历了冀中的地道战后，他的感慨是:“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会胜利!”他激动地竖起大拇指对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说:“日军必败，中国必胜!八路军必胜!”

从瓦解敌军视角看:敌后战场俘虏日军逾六千之多

关于中共抗日武装歼敌人数，有人炮制了一个似乎很学术的数据，说是按照日军战史资料统计，敌后战场歼灭日军才850 多人。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其实对照了日本防卫厅写的这些战史书，如《华北治安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大本营陆军部》《昭和20 年的中国派遣军》等，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根本就对不上号，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差距很大。可见数据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假。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回答，即俘敌人数。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了大批日军，到1944 年11 月止，八路军俘虏的日军有2407 人；到抗战结束止，这个数字上升到6213 人。仅经教育感化，成为日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就有1000 多人。这个数据，就让网上有些人所谓的“抗战八年中共武装消灭日军不到1000 人”的说法不攻自破。

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原日军俘虏，主要是参加反战同盟。1939 年1 月2 日下午，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新年联欢会上，三位前日军战俘衫本义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最早的“日本八路”。11 月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这三位 “ 日本八路” 基础上, 日本第一个反战组织——— “ 觉醒联盟” 在山西省辽县成立。 后来, “ 日本八路”越来越多。

八路军、新四军优待俘虏，被俘日军大部分直接被释放，少部分自愿留下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往往是受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优良传统作风的感化。如水野靖夫要摘吃树上的梨，受到八路军战士的阻止，由此了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深意，他感叹:“这与我们日本皇军随处掠夺抢要百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天下竟有这样的军队!”秋山良照被俘后一次同八路军战士分到一个村民家里吃饭，村民给他们端出来的是烧饼和小米粥，而自己却舍不得吃，说这是政府和百姓给八路军吃的。这使秋山良照大受教育。从此，他彻底颠覆了对八路军和中国农民的印象。石田美喜被俘后，八路军将他放回日军，却遭到酷刑，他比较了日军的残酷和八路军的善良之后，终又逃出主动加入了八路军。

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以及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人数越来越多，“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 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5 个支部。8 月“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在延安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到1944 年华北、华中反战盟员已达532 人。

反战同盟的这些日本八路，同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还帮助人民军队瓦解日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反战同盟”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多起受降。如日军独立混成第五师团一部200余人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深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山东禹城日军500余名在“反战同盟”的劝说下，向八路军投降。

从牺牲将领视角看:中共抗战牺牲将领数不亚于国民党军队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盛传一个国共两军在抗战中牺牲将领的数据，说是国民党军共206 人，中共抗日武装才牺牲了一左权，国共双方抗战牺牲的将领之比是206 :1。这一数据的来源尚无权威的出处，但其危害极大，不少社会大众信以为真。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时，也有人撰文驳斥这一观点，但未注意历史的数据真实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的《八路军·文献》，有个附录卷《八路军·表册》，书中详细记录八路军团以上烈士全部名单，认真数一数，除去病故的人员，便不难得出结论，八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多达669 人，其中牺牲旅以上干部102 人。

事实上，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因国民政府给的编制仅3 个师，为抗战大局计，不少的红军高级干部只好降职使用。比如，第129 师772 团叶成焕团长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叶成焕在红军时期任93 师政委，因编制所限，只能连降两职作为正团级干部使用。

另外，国民党军为抗战牺牲的少将中，有一部分是团级干部追赠。按照这一逻辑，中共抗日武装牺牲的团级干部高达1400 多名，其中不少人可追赠为少将。叶成焕牺牲的长乐村战斗是八路军在抗战中歼日军最多的一仗，此战一举歼灭日军2200 人。如此壮烈牺牲，而且在影响深远的一仗立下如此战功，不论是从我军历史上按他的师政委职务算，还是按国民党军追赠的做法算，叶成焕至少授少将军衔是没有问题的吧?

至少，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旅级干部授少将是没有问题的，日军的阿部规秀旅长竟能授到中将军衔。八路军旅以上干部牺牲的达102 位，这102 人授少将军衔总是应该的吧。

据《新四军英烈志》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烈士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45人。

另据统计，东北抗联牺牲的军级以上将领有41 名、东北抗联牺牲的师旅级将领共计112 人，合计牺牲旅以上将领153 人；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旅以上干部有2 人。

如此一来，不难得出结论，中共武装在抗战中总共牺牲旅以上干部302 人。远高于国民党军队牺牲将领人数，这恐怕是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试想，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军队指挥员一直有带头冲锋陷阵的优良传统，战场上牺牲的将领比国民党军队的多也很容易理解。

从作战规模视角看: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并不乏大仗硬仗

人们常误以为，游击战嘛，似乎就只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其实抗日游击战争远非如此简单，作战形式也非这么单纯的低级。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固然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部分，属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但人民军队派出正规军执行的游击作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八路军改编挺进敌后打了一连串精彩的胜仗:平型关战斗、雁门关战斗、阳明堡战斗、长生口战斗、黄崖底战斗、广阳战斗等，都是正规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打的游击战，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其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

由此，便也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在1938 年5 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提纲挈领地总结道:“ 八路军的方针是: ‘ 基本的是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 

可见，中共武装主张的游击战争理论，并非简直地追求游击战，之所以打游击战，是出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所迫。但一有条件就向运动战发展，坚决打运动战，打大仗硬仗。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除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还有不少胜仗为大众所不知，敌后战场对日伪1 万至7 万的大规模反“扫荡”战役高达59 次。而一场战役战斗消灭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战役战斗，也并不在少数:广阳伏击战，午城、井沟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战斗，黄河渡口保卫战，陈庄战斗，黄崖洞保卫战，卫南战役，林南战役，蒙阴战役，阜宁战役，安阳战役等。

如七亘村战斗，刘伯承反常用兵、重叠设伏；阳明堡战斗，火烧日军24 架飞机；广阳伏击战，歼敌逾千，并首次捉住日军俘虏；神头岭伏击战陈赓围点打援，毙伤敌1500 余人，俘敌8 人；响堂铺战斗，国民党军30 多位将军现场观战，目睹八路军全歼灭日军的一个车队；黄土岭战斗击毙阿部规秀中将；长乐村战斗，一战即消灭日军2200 人，这一成绩在正面战场也属罕见，足以同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的一些会战媲美。

中共武装作战效能让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如，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就坦陈:“因为（共产党）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投入怎样大的兵力，在短期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

抗战进入战略防御阶段的后期，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敌后战场的作战便不仅限于小规模的游击战，而向进攻运动战发展。1943 年7—8 月开始，以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山东军区的几次进攻性战役为标志，揭开了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成为局部反攻的前奏。到1945 年8 月进入战略反攻前中共武装进行的一系列进攻性战役，已是气势如虹，动辄消灭日伪军3000—10000 人，如葛庄伏击战（1944 年9 月）歼日伪军1600 人，俘日军31 人；莒县战役（1944 年11 月）歼敌3700人；刘石格庄战斗（1944 年12 月）歼伪军1500 余人；诸城东战斗（1945 年1 月）歼灭伪军1800人；道清战役（1945 年1 月）歼灭日伪军2500 人；玩底战役（1945 年2 月），歼灭伪军13000 人,其中俘伪军7370 人；南乐战役（1945 年4 月），毙伤日伪军3400 余人；东平战役（1945 年5 月）歼日伪军2200 余人；冀中区夏季战役（1945 年6—7 月）歼灭日伪军3700 人；安阳战役（1945 年6—7 月）歼日伪军3300 人，俘日军7 人；大清河北战役（1945 年7 月）歼灭日伪军2200 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战役（1945 年7 月）歼灭伪军3800 人；阳谷战役（1945 年7 月），歼灭伪军3580人；第二次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战役（1945 年7—8 月）歼灭伪军2000 余人；讨伐伪军申从周部战役（1945 年8 月）歼灭伪军2400 余人；热河战役（1945 年8—9 月）歼日伪军17000 余人；围逼平津战役（1945 年8—9 月），歼日伪军10000 人；进军东北战役（1945 年8—12 月）歼日军5000 余人，伪军40000 余人；察哈尔战役（1945 年8 月），歼灭日伪军13000 余人；临沂战斗（1945 年8—9 月）消灭伪军2600 余人；胶县战斗（1945 年8 月），歼日伪军1500 余人，俘日军7 人；延津战斗（1945 年8 月）歼日伪军1500 余人；张家口战斗（1945 年8 月），歼日伪军2000 余人；开平战斗，（1945 年8 月），歼灭伪军2000 人；淄川战斗，（1945 年8 月），歼灭伪军2000 余人；即墨战斗，（1945 年8 月），歼日伪军3000 余人；刘光集战斗（1945 年8 月），歼伪军1200 余人；乐亭战斗，（1945 年8 月），俘伪军1200 余人；周村战斗（1945 年8 月），俘伪军1200 余人；张家村战斗（1945 年8 月），俘伪军2300 余人；山海关战斗（1945 年8 月），歼日伪军2000 余人；滑县战斗（1945 年8—9 月），歼伪军1650 人；临清战斗（1945 年8 月），俘伪军2000 余人；柴沟堡战斗（1945年8月），歼灭伪军1400余人。

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期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谓战功赫赫，如此骄人的成绩，说明敌后战场同正面战场一样，都是打败日军的主力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牵制”大量日军而已。抗日游击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和威力，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历史功绩，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团结奋战，作为抗战的宝贵财富，今天同样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发扬光大的国家记忆与历史宝藏。

从统一战线视角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形成是国共合作的战略选择

抗战爆发后，国共之间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议，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出征抗战。红军改编时全国仅5 万多人，装备又很差，怎么到抗日前线参战?这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考虑到红军特长是游击战，因此从翼侧和后方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协助正面友军作战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未来的作战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希望“南京只作战略规定，而给八路军执行此方针之一切自由”。这一设想得到了最高统帅蒋介石、何应钦的认同，也得到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认可。1937 年9 月16 日，毛泽东给林彪等电报中说“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

事实证明，让八路军发挥长处，到敌后开辟战场的思路是明智的。红军随即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征抗日，深入日军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日战场便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日军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注定了日军必然地由强变弱、由主动变被动的命运。

正面战场的20多个会战，极大地支援了敌后战场的抗日。敌后战场虽然初期力量薄弱，却也尽最大的努力，策应正面战场的行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始终遥相呼应，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团结合作。

从1937 年9 月八路军渡黄河东征，到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期间，是国共军队抗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合作的高峰期。以平型关大捷为标志，八路军开始在华北与国民党军协作。忻口会战期间，八路军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与国民党军协同作战百余次，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1938年1—5 月正面战场举行的徐州会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长生口战斗、响堂铺战斗、神头岭战斗、长乐村战斗等漂亮仗即发生在这期间，有力牵制了华北日军南下的部队，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受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等人的肯定。

1938 年3 月，朱德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之外，还指挥国民党军第3 军、第17 军、第47 军和第94 师、第17 师、骑兵第4 师、第529 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1 纵队、第3 纵队等部队。朱德指挥东路军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30 多个友军将领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典例。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战役中，八路军取得长乐村战斗胜利后，与东路军中的国民党友军乘胜追击敌人，并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长治、晋城等10 余座县城。这次战役国共两军一起共毙伤敌军4000 余人，使以大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1938 年6—10 月的武汉会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主动配合武汉保卫战，先后作战上千次之多，在敌后断敌交通，打敌后勤和分散孤立部队，有效配合了浴血奋战的国民党主力部队。

在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又进行了陆房战役、陈庄战斗、白彦战役、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黄土岭战斗、宋庄战斗，以及无数次从1 万至7 万人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在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进行的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极大地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敌后战场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如，1940 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蒋介石对百团大战通令嘉奖，并令其他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展开进攻，配合八路军作战。

在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从敌后发起大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把日军压迫在点、线上，紧密配合国民党军的反攻，加速了日军的土崩瓦解，成为加速日本投降的一大关键因素。

此外，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还在战地动员、敌后游击作战、军事教育训练、军队政训工作等诸多层面开展了合作。

当年国共两军开展的军事合作举不胜举，如共同守黄河、守太行山，守中条山、守大别山等，朱德救过卫立煌，八路军救过曾万钟部，双方还一起合办了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共同培训敌后游击战骨干；国民党军请了不少八路军帮助搞军队政治训练工作；双方还有对日情报合作，譬如中共情报人员为李宗仁提供了台儿庄战役的绝密情报……当年国共双方为了打跑日本侵略军，捐弃前嫌，真正做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一起并肩作战。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一些顽固分子坚持“反共”立场，制造一系列流血冲突、摩擦事件，特别是制造“皖南事变”，给敌后战场军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使国共两党关系几至破裂。中共以抗战的大局为重，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斗而不破。“皖南事变”以后，仍不计前嫌，多次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如，1941年9月，毛泽东亲自拟制电报，向八路军总部发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的电报，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又如，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新四军5师李先念部等部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协助国民党军保卫大别山，迫使日军从大别山根据地撤退。毛泽东还同朱德、王稼祥电告李先念:“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抗战大局计，也没有继续扩大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冲突。在国共两党努力下，整个抗战期间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总地看，分裂与摩擦只是支流，团结合作是主流。

今天在抗战史的传播教育上，仍存在着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倾向。一些人只承认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用，而一些人则只强调敌后战场上中共武装的成绩， 而无视正面战场的战线。没有敌后战场的奋力抗日，正面战场难以为继；但也要看到，没有正面战场抵挡住日军凶猛的进攻，敌后战场要生存和发展显然很困难。对此，当年毛泽东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友军的评价很经典。1939 年1 月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党的三代领导人在评价两个战场的作用时，都沿用了类似的表述。习近平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也讲道:“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这就给了两个战场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既要肯定正面战场的重大贡献，又要肯定敌后战场的历史功绩， 决不能因肯定一个战场而否定另一个战场。

结论:站在民族复兴的大视角看两个战场的抗战功绩

当前，社会上对抗战争议最多的焦点莫过于两个战场问题，即:到底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贡献大，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绩贡献大。其实，只要客观公正地重温抗战的历史，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视角看，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抗战胜利既不是正面战场、也不是敌后战场单独的胜利，而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团结合作、英勇奋战的伟大成果。两个战场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军民，都为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各自为抗战史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都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面对日本军队的凶猛进攻，勇于以弱对强，坚持抗战到底。一面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增强抗战力量，一面不断调集部队，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节节抵抗。整个八年抗战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大战役22 次，以及两次赴缅作战，重要战斗1117 次，小战斗38931 次，歼日军53 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武装，抗战期间，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的情况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在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神出鬼没打击日军，并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抗战的主力。从出师抗日时的5万多人，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正规军、260万民兵的抗日力量。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与日伪军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将士，为抗战前仆后继、血洒疆场，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都为抗战精神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付出321万多人的重大伤亡。①牺牲了包括8位上将在内的115位将军，既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戴安澜、王铭章等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也有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高志航中队等抗日英雄群体。

在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付出了伤亡61万人的代价，其中牺牲团以上干部1400余人②；敌后抗日武装涌现出了如左权、叶成焕、包森、范子侠、罗忠毅、廖海涛、彭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个体，也有刘老庄连、马石山十勇士、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群体。

抗战的历史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中国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靠的就是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战场军民艰苦奋战的结果。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从而由强变弱，由主动变被动。

今天大陆主流史学界都给予正面战场高度评价，但仍有人对正面战场视而不见，而台湾史学界和大陆一些“国粉”出于内战思维的延续，对敌后战场仍不愿提。其结果是，影响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地位，影响海岸两岸的团结。国外有一些所谓“中国战场不是亚洲的主要战场”，“没有牵制日军的主力”等谬论，同内对两个战场不公正的误读正好给这种偏见提供了市场。

如果今天我们还一味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游而不击”，或者一味认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一溃千里”，那么，在中国覆灭的两百多万日军到底是谁打掉的？

当年，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大义，国共两党捐弃了前嫌，开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没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这种团结合作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

如果对国共双方抗日将士及其他们的牺牲精神不作公允的评价，甚至全盘否定， 何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何以团结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何以激励后人的爱国之情？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抗战精神，也是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营养剂。展望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携手合作，离不开传承“牺牲、爱国、团结”为内核的抗战精神！